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今年秋季召开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上，给正在走出低谷的职业教育带来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中央财政计划‘十一五’期间投入100亿元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并再投入40个亿加快建立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助学制度”——

　　100亿的投入，对多年投入不足的中国职业教育来说，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大举措。这副强心剂的作用，有望使多年徘徊不前的职业教育化解症结。

　　此前，记者曾多次听到有关职业教育专家分析投入不足的问题。比如，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谈松华在职技学会年会上发言时说，我国职业教育现阶段的致命弱点，一是教育投入没有制度保障，二是人才培养中的学历化倾向。他特别强调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是连续下降的。

　　教育部职教与成教司副司长刘占山也曾多次指出中职教育的现状：“全国1.45万所中职学校，至少有一半不具备办学条件。很多学校虽然是挂了职业学校的牌子，但是内涵，特别是实验、实训条件与职场差距较大。”刘副司长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投入不足，“政府没有给它创造培养人才的基本条件。”

　　在投入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投资结构不尽合理，使得中职教育“雪上加霜”。刘占山分析说，据经济学家们测算，同等规模职业学校的投资应大于普通高中至少3倍。而实际上，政府财政预算内的生均标准却是普高大于中职。

　　现在，有了100亿元的投入，应该使这些曾经为争取中央大笔投资而极力呼吁的专家们得到些慰藉了。但是问题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在此前此后的有关会议上，记者从刘副司长和有关专家嘴里，听到更多的是不容乐观的中职教育现状。

　　职业教育被社会看成是“次等教育”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占山副司长讲了这样一个例子：某市一所普通中学的孩子，在中考时考了540分，孩子执意报考省会城市的计算机学校。但他的想法遭到了班主任的强烈反对，班主任非让他报考普通高中不可。而孩子则坚持非计算机学校不上。僵持之中，老师竟拉着校长到这个学生家里，以下跪的方式恳求家长，让孩子放弃自己的选择，逼迫孩子“就范”。

　　面对当今这个“学历至上”的社会，面对把“考上重点大学、重点高中，以致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作为政绩考核”的诸多政府部门，这位老师和校长的做法或许实属无奈。然而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一种扭曲了的教育价值观和人才观，仍在导演着千千万万个类似的故事，成为阻碍职教发展的桎梏。

　　中国职教学会副会长杨金土分析说，由于精英教育观念及其制度的惯性作用，现行教育的选拔功能被过分地扩大了，使教育过程演化成应试能力的竞争。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中，人的个体多样性被否定了，社会需求的多样性被忽视了；教育类型的多样化被异化为教育类型之间的等级化，把职业教育置于普通教育的从属地位；“行行出状元”的思想被否定了，现实生活中往往只承认一种“考试状元”；我们的教育几乎天天都在惩罚“学业失败”；由于大量被认为是“学业失败”的学生进入了职业教育系统学习，于是，职业教育被社会看成是“次等教育”。

　　对决策者而言，这种扭曲的教育价值观和人才观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及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刘占山说：“有些县政府，虽然地方很穷，却可以拿出一个亿，甚至几个亿搞一所重点高中。但是让他拿出点钱来搞职业教育，好像很困难。”对于这次中央100亿的投入，刘副司长认为，中央投入只是引导性的。职业教育主要是地方上的事业，所以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加大投入。

　　“基础教育轰轰烈烈，职业教育冷冷清清”。这句话形象地比喻了不少地方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巨大反差。湖北省监利县教育局局长张晓冰喜忧参半地说，去年高考，该县本科以上升学率达到了60%%，应该说基础教育的成绩是喜人的；但是职业教育却处于短腿时期。目前全县没有一所像样的职业学校，过去仅有的一些学校也陆续租给了民间力量举办，招收学生仅仅1000人，该县职业教育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

　　对百姓而言，“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是他们心中不易抹掉的信条，而学历社会和应试教育让百姓看到的现状是：走进职校的孩子被视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80%%来自农村和下岗职工家庭；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形势下，用人单位对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本科以上”成了大多数单位招聘的基本条件，在人才市场上，学历成为职校生难以逾越的门槛；即使走进职场，职校生们也总会因学历的欠缺在职称待遇上遭遇种种不公；技术工人低微的工资导致了社会地位的低下。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调查表明，2004年全市职工的平均年薪是28000多元，但是高级技师的平均年薪只有26000多元，技术工人的平均年薪才22000多元。

　　这一系列有些残酷的现实，使百姓们更深地陷入了鄙薄技术、鄙薄劳动的泥潭：进大学成为绝大多数家长对孩子出路的唯一选择，让孩子到职校读书被认为是很丢面子的事情。不仅因为那里聚集的是“学业失败者”，而且孩子将来的出路就是一个做工的，难以改变低下的社会地位。所以，但凡有点办法的家长绝不把孩子送进职校读书，有的明知道自己的孩子不是读大学的料，也不惜血本把孩子送上大学这条独木桥。

　　由此，一些地方的职校招生和办学就难免不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重点高中一个班里塞进八九十名学生的现象比比皆是，而职校招生往往遭到冷遇，招来好学生更成为一种奢望。不景气的招生，又何谈把学校办好！

　　“双师”不足与体制缺陷

　　对于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职业教育，最需要的是“双师型”的教师（既有教师资格，又有工程师职称），以传授给学生职业能力，包括职业素养和职业技能。但据刘占山反映，在现有的职教队伍中，“双师型”教师比重较小，虽然35岁以下的教师占了6成，但他们大多缺少企业背景，缺少工程实践经验。

　　刘占山副司长曾经多次考察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他分析说，国外很多职业学校在选拔教师的时候，除了有大学本科学历外，还要求在相关专业领域有3—5年的实践经验，才有资格申请职教岗位。在奥地利，甚至把工程实践的背景提高到15年，他们要求的是专家型教师。“但国外的做法在我国根本行不通，因为那些既有教育背景、又有企业经历的人，会在不高的工资待遇面前望而却步。”

　　体制缺陷也在制约着职业教育发展。北京教科院职教所所长邢辉通过调研发现，体制性障碍主要表现为职教管理的体制分割。学历教育和社会培训，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教育体系和就业培训体系，这几个方面分别属于教育部门和劳动社会保障部门来管理。因此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难以互认，课程内容难以衔接，职业学校资源和社会企业机构的资源难以共享。在职业教育内部，由于中职和高职分开管理，所以中高职衔接、中高职一体化等都遭遇不少障碍。他建议打破隶属关系的限制，进行资源整合，使教育部门的学历证书和劳动部门的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融通互换，教育体系和培训体系相互衔接沟通，学校教育资源和企业社会培训资源相互整合。

　　许多国家已走出“学历社会”的怪圈

　　刘占山副司长曾驻守日本多年，据他介绍，上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也是学历社会一统天下。学生如果拿不到9所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就甭想进东芝、索尼等跨国企业。所以大家都千方百计地往9所名牌大学挤。70年代后期，日本提出打破学历制社会，向能力社会转变。政府规定，各大企业用人，不能只招名牌大学的学生，而应该公平竞争。现在日本和韩国已经走出了学历社会的怪圈。

　　刘占山说，在澳大利亚考察时，碰到了一位园艺工人。这位园艺工人承包了5个花园，靠打理这5个花园的收入，养活一家4口人，有车有房，每年至少有一次国外旅游，日子过得非常舒适，可达到中上等水平。在英国，也出现了个怪现象———很多银行职员因为压力大，想放弃白领工作去干水暖工，他们羡慕那些蓝领自由自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至少说明，蓝领的待遇比起高级职员来差异不会太大。

　　北京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毛祖桓在分析美国教育制度时说，一种是学术型的人才，本科四年制；还有一种是培养技术型人才的，也是四年本科，但两条道路并行不悖，往往从技术路线走出来的毕业生，其待遇比学术型的还要高。所以在美国，技术工人或者技术员是绝对不会受到社会歧视的。在加拿大，一个企业的高级技工要想到大学里来拿一个学历，是完全可能的，但在中国这个门槛还不畅通。

　　据专家们反应，无论是在欧洲，在美国，还是加拿大，不管你走的是学术路线还是技术路线，都能到达“珠穆朗玛峰”，只不过是一个从北坡爬，一个从南坡爬，最后是殊途同归的。在这些国家，技术工人受到尊重，职业教育也不存在被鄙视的问题。他们呼吁，借鉴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制度和理念，通过制度的变革来推动观念的转变和职业教育环境的改善。

　　东西部联合办学培养技能型人才

　　正如教育部职教与成教司司长黄尧在职教学会发言时所说，去年全国职教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今年开始启动100亿元的投入，使得中等职业教育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经过两年的连续扩招，预计今年招生将达到750万人，在校学生规模将突破1700万人，招生和在校学生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据黄司长介绍，随着经济形势向好以及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近三年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许多办得好的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和紧缺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供不应求。

　　振兴职业教育的一条措施是扩招，这对于那些身处边远地区、贫困地区，难以迈进大学校门的孩子们来说，也许看到了走出乡村、走出贫困的希望。但扩招之后，现有的职教条件能否承受得了，能否保证培养质量？毕业生将来能否顺利就业？

　　对此，刘占山副司长在接受采访时说，解决的办法之一是东西部联合办学，这也是教育部所倡导的。他说，发达地区因大学录取率高，职校生的生源相对不足，所以通过联合办学，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到东部发达地区读书、就业。这样，对东部而言，既弥补了生源的不足，也满足了对技能型人才的较大需求；而对西部来说，既利用了东部的教育资源优势，学生毕业后也比较容易解决就业问题。可以说，是一条双赢的措施。据了解，教育部准备从国家对贫困家庭学生补助的40个亿中拿出一部分，奖励东部地区面向西部招生。

　　对于这种东西部联合办学的探索，天津市已经走在前面。据了解，该市借着滨海新区建设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的契机，将从甘肃招收1万名学生进入天津职校，并大部分留在天津就业。

　　数据说话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最近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青少年不愿意上职业学院，其中有百分之五十七点四的中小学的学生，希望能读到博士，百分之五十四点九的父母希望孩子能够获得博士学位。在学生的配置上，普通教育要高于职业教育，上技术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大多数是考不上高中或考不上大学的学生，而发达国家，往往根据个人的爱好、兴趣来报考各类学校，因此有很多优秀的学生，也报考了职业技术学院。在数量上，我国也与发达国家正好相反，他们百分之六十上职业学院，我国大部分是上普通学校。